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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司法對兒童和青少年違背社會準則行為的解讀，在各個方面經歷了類似我們上文所概括的演變過程。

　　的確，司法最初也沒有兒童的概念： 在數世紀中，兒童的過錯受到與成人過錯一樣的處置，人們對10歲的孩子與60歲的老人采取相同的審理和判罰辦法。后來，法律逐漸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，即“未成年人”的概念。這個概念不斷得到明確和發展，1945年終于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未成年人司法。

　　這個司法歷程值得我們仔細研究，因為如今它已走出一種我們可以形容為危及兒童的情形。

　　未成年人司法及其基本原則最近在很多方面受到質疑。因此21世紀也正面臨在兒童司法領域發生倒退的危險……

　　菲力普·夏約法官在其《司法面前的兒童與家庭》一書中闡述了從中世紀到當今時代司法對待兒童方式的演變。

　　舊王朝時代

　　菲力普·夏約說，法國舊王朝時代的法律對未成年人沒有作出任何特別規定。原因很簡單： 不存在未成年人的概念。兒童受到和成人一樣的審判，在某些情況下，當人們認為他們在違法時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時，人們最多會對他們從輕處罰。

　　1791年的大革命刑法典使這種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，它采取了兩個措施： 規定成人年齡為16歲；提出了新的量刑標準： 判斷力。從此，法官量刑時必須考慮犯罪嫌疑人在實施違法行為時的理解能力。

　　確定成人年齡的同時，1791年刑法典同時也引入了未成年人的概念，我們甚至可以說是雙重未成年人概念，因為一方面是根據年齡確定的——16歲以下，另一方面則根據當事人評價自己行為的能力： 判斷力。這個概念非常重要，因為它使得立法者區分開兩個階段。一個是“具有判斷力之前”的階段： 年少的被告因為當時不具備理解其行為的能力而不受法律懲罰，由于違反了法律規定，他要么被送交父母管束，要么被送到教養所；另一個是“具有判斷力之后”的階段，因為當事人被認為已具備足夠的分辨是非的能力，所以應該受到刑法處罰。

　　由于創設了一個“采取刑罰措施前的階段”，1791年刑法典標志著未成年人司法的一個重要轉折，因為它使人們在這個階段采取教育措施成為可能，即當兒童因未到法定年齡和缺乏判斷力而不受法律制裁時，可以對其進行教育。

　　1810年刑法典

　　1810年刑法典重新提到了上述三個要點： 判斷力，未成年的免刑條件，在刑罰之外采取教育措施的可能。

　　這部法典也標志著另外一種變化： 在最初“判斷力”的司法標準基礎上，“可教育性”司法標準逐漸出現，而且終將取代前者。

　　為什么要區分這兩個概念？因為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。的確，“判斷力”會引向孩子是“微型版成人”的觀點，孩子的判斷能力可能被認為和其身高一樣是有限的。

　　相反，“可教育性”讓人聯想到兒童的現代概念，即個體逐漸發育的概念。這種概念建立在兩個觀點的基礎上，其一是認為兒童對其行為的理解能力不是突然產生的，而是逐漸形成的；其二是相信人們可以通過教育促進這種能力的形成，幫助孩子形成自己的判斷力，使其逐漸能遵守社會法則并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行為。

　　因此，1810年刑法典具有不可否認的理論突破。但不幸的是，盡管它體現出重大進步，卻幾乎沒有對現實產生任何影響。在19世紀初，未成年人的狀況仍然很可悲，因為“后勤工作”跟不上： 實施法律所確定原則的經濟條件匱乏。當時，沒有任何可以接收少年犯的機構，所以他們一直被關押在成人監獄或者被送往海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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