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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洋保姆離開后的第三天，給我打來了一個電話。她說，她始終牽掛著我的事情，為了表達她的愧疚與愿意幫助我的意愿，她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，說這是一家服務于中國人的機構，如果我需要繼續找人幫忙的話，不妨給他們打個電話試試。

　　接電話的是一個廣東口音的華人，他很親切，說第二天一定給我回復。果然，第二天上午，他給了我一個電話，說已經幫助我找到一個合適的人。在他的安排下，我見到了那個準備來幫忙的女性。她的英文名字叫ROSE，是一個四川籍的華人，剛來加拿大兩年半，與先生和一個5歲的孩子一同生活在這里。在國內的時候她是中醫針灸醫生，現在在渥太華的一家四星級酒店里做些清潔工作，同時，也在下班之后在家中繼續從事第二職業——針灸與推拿。工作的反差沒有給她帶來多大的精神落差，相反她很快樂與健康。

　　“剛來的時候很不適應，也真是不容易。很多人都說，我不該在自己還沒有安定的情況下就將孩子一同帶到這里來，但是我覺得，恰恰是因為孩子，我才能在每一次面對困難的時候煥發出無限的勇氣。我很難想象沒有孩子的生活會是怎樣，生活真是很奇妙，生命之間的彼此盼望與祝福會產生如此大的能量與奇跡。”她與我分享這些年的種種感受。

　　后來，因為先生很快就回來了，我沒有讓她來繼續幫助我，但是，我們卻成為了很好的朋友。ROSE是基督徒，非常善良，不僅傳遞給我很多經驗，還幫助我做了很多中醫方面的保健。那些保健方法真是有用，不僅舒緩了我的身體，更滋養了我的心靈。想不到在遙遠的異鄉，我竟然如此深刻體會到傳統中醫所帶來的魅力與震撼。

　　在加拿大，中醫處于一種很微妙的地位，很多人都在使用中醫方法進行私下的治療，說它私下，是因為當時的中醫治療并沒有被納入政府的醫療體系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使用中醫進行治療，是不會被公費醫療卡認可的，即要自費，這大大限制了人們對中醫的熱情與使用。但是畢竟中醫具有它很多無可抵御的價值與魅力，很多老外在對西醫失望的時候，還是會尋求中醫的幫助，往往也正是在這時反而享受到了中醫所帶來的諸多益處。

　　我和先生開玩笑：在加拿大，中醫和西醫并列在一起，就好像是中國封建時期一個男人的兩個太太，西醫就好像是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中醫就好像是寵愛有加的愛妾，仿佛前者是屬于大眾的，后者是屬于每一個個體的，因為前者的選擇是公認的，那是經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是被社會認知的；后者的選擇是自我的，完全是源于個人在經歷與感受之后的選擇，那種感受只有自己知道。

　　我接觸的外國人中，對中醫都表現出一種特有的一致性：要么完全不用，要么一旦使用就成為了絕對的捍衛者。這種愛與非愛之間，好像缺乏一種過渡階段，兩者都是極端。正如我之前所比喻的那樣：政策的絕對不認同與真正認同者的傾心使用。無論這樣，后來我還找了一位年長的中國婦女幫助我“坐月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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